“包豪斯”精神：直面过去与未来的较量！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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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豪斯

不久前，大型展览项目“迁徙的包豪斯”框架下的首个展览“设计生活”在杭州新落成的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开幕。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在京举办了以“从包豪斯到亚洲战后设计对西方现代性的接纳与反思”为主题的研讨会，聚焦战后亚洲国家对包豪斯理念的接纳与反思。

原文 ：《以“包豪斯”精神应对现代性挑战》

文 | 社会科学报

图片 | 网络

基于对世界大战的一种理解

整个包豪斯运动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教学法和学派，而是我们日常的生活——关于什么是日常的设计，关于一些具体建筑的风格。

包豪斯德绍基金会研究所所长

包豪斯运动是基于人们对世界大战的一种理解开展起来的。在一战结束之后，世界政治局面产生了极大的变化，人们需要重新去了解一战，反思一战结束对这个世界意味着什么，反思人们生活在怎样的时代，对这个时代有怎样的理解，这些都在包豪斯中得到反映。比如1927年在斯图加特的住房设计展，是关于我们现代的生活方式的展览，反映了人们对新的生活方式的理解。当时所有人在一战之后感觉到一种巨大的认知鸿沟，由于人们无法理解自己当时所处的究竟是怎样的世界，因此，人们希望对当时的世界给出一种批评和批判。如究竟什么是另一个自我？如何以一种非欧洲的、一种世界文化的方式去对待艺术？于是，很多非欧洲的艺术家都参与到一个大的包豪斯对话之中。比如印度加尔各答艺术家的展览，欧洲包豪斯抽象艺术与印度东方哲学的精神性产生极大的互撞和冲突，从而产生新的审美情趣和主义，他们希望找到自己的抽象主义道路。

从东方的视角看包豪斯，我们就能看到什么是一种国际主义的风格，什么是一种包豪斯的风格。当我们看到在现代的表面之下，存在着来自欧洲和东方的文化对撞，这种对撞产生了非常复杂的文化结果，这些结果为我们现今世界的艺术和文化奠定了根基。

人的尊严如何在创新中得到充分体现

在我看来，德绍之前的包豪斯所传递出的信息，或许在今天有更进一层的意义。我们从这个角度可以获得对包豪斯和中国传播之间某种关系的考察。

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副院长

因为在中国对包豪斯谨慎完整的理解，我们还有很多研究的空间。中国对包豪斯的理解接受，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包豪斯成为现代艺术教育和设计教育的显著信号是80年代以后，随着第一批出国留学的海外学子把包豪斯的动态和消息一批一批地发回来，我们开始把包豪斯的存在作为艺术教育、设计教育中的重要信号。

80年代以后，整个中国的社会和经济通过改革开放获得迅速发展，包豪斯恰好在产品经济、城市规划方面显示出巨大的创造性活力，引起各方面的关注。但是在这一时期，我们可能比较多地强调了包豪斯精神中的功能主义、理性主义科学的方法和理念，却没有充分地注意其早期创建所包含的立意更为深远的内在的人文格局。当年我的导师张道一先生曾经提示，关注包豪斯的理念，其最核心的就是艺术和技术的新统一。他认为这句话具有一种时代性的战略意义。将来无论社会发展到任何阶段，艺术和技术的统一都是永恒的主题，关键是如何去找到一种新的艺术和技术统一的关系。

这次我们到美国考察，在MIT媒体实验室感受到热气腾腾的最新科技研发和创新的气氛。这些科学家、设计师们在研究的同时更多地关注人的尊严、人的概念如何在创新中得到充分的体验和实现。这同样是一种艺术和精神求得新的统一的努力，格鲁皮乌斯当年的理念现在依然强烈存在。这对我们的设计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提示，如果我们简单地把包豪斯理解成一种理性主义、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把某种意义上的技术单边主义、工艺抽象主义扩大，而忽略人的存在价值和尊严，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对包豪斯理念的接收和完整的继承。尤其当下科技创新突飞猛进，如何更好地去把握技术和人文科学、艺术的关系，可能是今天我们必须加以注意和充分研究的。

将今天的困惑和危机写入曾经的包豪斯

许平老师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构成了我们接下来讨论的一个起点，即魏玛时期的包豪斯命题，跟今天的当代似乎有着更紧密的联系，如何重新让艺术和技术再统一已变得紧迫而现实。

中央美院建筑学院副教授

从这种角度，我们拉回到包豪斯的起点，以当代的视角重新代入，把我们今天的困惑和危机写入曾经的包豪斯，这样曾经的包豪斯就会变成今天真正的思想力量，变成此刻正在传播、正在生产的包豪斯。

许平：这里面可能有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谈包豪斯的时候，首先是将其理解成一个工艺或者设计的学校。但是我记得施莱默在1923年为首届包豪斯大展撰写的宣言中，把包豪斯的定位更多放在人如何在感觉到时代的巨大压力之下，取得一种内心的平和，精神性的追求与物质性和技术方面的发展如何取得一种平衡，这是一种自觉性。在一战结束以后，人所感觉到的压迫，以及由于当时技术的无节制发展所带来的对人类和平生活的破坏，他认为这些都需要用一种艺术的追求来为之抗衡，从而保护或守护人的尊严。所以从这个角度，他把包豪斯的精神定义为艺术的精神，而不是我们后来印象强烈的一种实用艺术的传播。这可能多少呼唤我们重新思考最早的那批包豪斯创建者的精神起点，由此再去寻找今天应该怎么把这一精神的起点和当下的需求连接起来，这可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雷吉纳·比特讷：包豪斯是一个平台，可以把很多已存在的技术运动放到这个平台上。我们要从最早的创建者角度来看包豪斯更广泛的运动在那个时代的发展。同时，他也有一种独特的探索——文化的探索、文化的表达。现代社会持续的发展，我们对于艺术的新的表达方法，在不停地借鉴、不同的引入和传播过程中，应该说包豪斯起到一个中间人的作用，从而不断地进行文化孵化。通过今天的视觉，我们看到对包豪斯艺术的表达，以及这些年所经历的现代运动，有些也是建设性的。我们如何更好地表达面临的世界，包括全球文化带来的一些两难处境，对当下很重要。

苏其塔·巴拉乌布拉曼彦（印度德里阿姆贝伽尔大学设计学院教授）：我们也有互相冲突的关系。一方面，包豪斯的美学、职能方面对我们很有吸引力，功能性很强，我们可以用其做设计，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强调消费主义，关注消费者的需求，这对于当时物质很缺乏的印度来说是有意义的。同时我们要考虑甘地所提倡的精神，即基本生活的观念。这两种观念是平行发展的，两个立场之间有一点紧张关系，不好说我们更倾向于哪一个。现在我们看印度的情况，多数市场都充斥着中国的商品，到底什么是印度的制造？我们印度有什么？质量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我们怎么看待中国把这么多时尚的产品带到印度来？我们有不安，也有渴望、羡慕和追求。这几个世纪以来，我们有一些冲突的观点，是有点尴尬共存的，这几种感觉混杂在一起，这就是真实的生活。

雷吉纳·比特讷：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之一，就是去反思不同的视角，甚至是彼此矛盾的视角，包括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回想，具体到不同的关于什么是现代性，什么是现代化，等等。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想要去做一个非常漂亮的设计图象标志的展览，我们不会看到一个统一的审美标准，一个美学的概念，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运动。

许平：我也非常同意这样的观点，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包豪斯的经验对过去一个世纪的消费观念、审美观念和产品形态的形成有很大的贡献。我们现在更多面临的是21世纪人们的消费是怎样的。过去一百年的消费既有成功也有很多失败、让人感觉痛心之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指导下一代产品的创新，各个国家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中国也同样如此，现在生产飞速发展，产品大量出现，问题也大量出现，用什么样的新价值观和方法论来面对现实的问题，是我们要考虑的新方向。

对一系列危机的反应

苏其塔·巴拉乌布拉曼彦：目前全球的这些建筑设计学院，他们本身就是很多问题的制造者。

印度德里阿姆贝伽尔大学设计学院教授

韩涛：我们今天是否能够以包豪斯那种先锋性的态度去面对此刻的历史，而不是从资本主义市场逻辑利润最大化的角度把包豪斯不同阶段不同国家的成果简单地市场化。在原因和效果之间，我们今天回到原因阶段，这可能对我们来说更加重要，而不是以风格打包成一个整体的包豪斯被不同的国家去消费，或者去挪用，或者是成为简单的一种单向性的宣传或者传播。诸如此类，我想听听各位对此刻的困惑的理解。

许平：包豪斯的现代主义中包含几个最基本的属性。一，包豪斯精神包含强烈的主体性。二，其现代性包含强烈的批判精神，是对既有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的一种重新再建构再建造的行为。三，建构性，它是一种主动的建构精神，强调即兴的张力在对立的元素之间找到适合的平衡关系。从这几个特性，我们可以去思考创造性思维所具有的基本品质。我们要用更加复杂的方式面对今天的生活。比如，目前非常活跃的共享单车，如果按照传统的设计方法，作为自行车设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公共性、伦理以及管理方面其实都没有完成，一旦投放市场就容易引发灾难性后果。所以我们需要提炼出更加复杂的、更高的设计思维，才足以应对未来的需求。这就是我们要从原因上寻找解决路径的方法。

苏其塔·巴拉乌布拉曼彦：也许包豪斯对我们当代的问题并没有答案，我们要自己去思考。比如让我们考虑整个地球已经面临灭亡，我们的很多资源都要用尽了，甚至已经枯竭，我们正站在毁灭的边缘，现在很多发展模式都是不可持续的，我们的生存模式正在置我们的地球于危险境地。有时我们的城市美学实际上是完全不适宜生存的，比如说我们需要让很多人离开城市。这些包豪斯的大师们提出很多困难的复杂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的时代也需要我们提出一些困难的问题。目前全球的这些建筑设计学院，他们本身就是很多问题的制造者。

韩涛：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如果我们把包豪斯看成是对一系列危机的反应，那么包豪斯就有可能对我们今天依然有帮助。比如说包豪斯的早期第一阶段，其实是反对技术和机器对人的异化，主张回到表现主义，或者用表现主义的策略，从而回到人的本能、身体的潜能，从而抵抗当时的机器化现实。包豪斯的第二阶段，比如德绍阶段，其实是因为魏玛整个国家的生产方式、国家竞争力的生产性诉求，以及包豪斯想为更多的人谋福利，它必然要面临一个大的复数概念，所以它放弃了个人语言的表现主义阶段，而投向了抽象性，抽象性的副产品就是无根性，没有文化的根基，去除了地方性文化的抽象性。但是这样的结果后来被美国的资本主义使用了，这就是MOMA希望看到的结果，因为去除了文化根性之后的抽象性结果可以变成标签化，变成美国中产阶级文化的某种连接。所以对它的误用和起点是两种不同方式，包豪斯是对危机反应走向抽象化的训练，走向简单几何型，但是结果被挪用了。如果我们回到的是一个早期面对危机的包豪斯，我们可能要学习的是其策略和理论，而不是其结论。今天的危机和问题跟昨天不一样了，但是其面对危机，刚才许平老师所说的批判性、主体性和建构性仍旧是今天所需要的。雷吉纳·比特讷老师所说，包豪斯之所以能发挥那么大的作用，是其让观点不同的人聚在一起，这才是其走向一个系统性集合的潜力。如果我们学习的是这种精神和组织模式的话，我们就在某种意义上抵抗今天学院化的那种单一化倾向，鼓励差异化的、有潜力的、个人的一种激烈碰撞所形成的新集体，这些我觉得都可能是包豪斯带给我们今天的影响。如果我们对当年的结论不加选择地使用，就辜负了包豪斯带给我们的真正的遗产。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08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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